有关癔症，我们知，有一一声不吭，只顾扬尘舞蹈；另一喋喋不休，就不大扬尘舞蹈。不哪一，心里想的和表现来的完全不是一回事。我在北方队时，村里有几个妇女有癔症，其中有一位，假如你信她的说法，她其实是个死去多年的狐狸，成天和丈夫（假定此说成立，这位丈夫就是个兽犯）吵吵闹闹，以狐狸的名义要求吃。但割来以后，她要求把煮熟，并以大蒜佐餐。很显然，这不合乎狐狸的饮习惯。所以，实际上是她，而不是它要吃。至于文化革命，有几分像场集的癔症，大家闹的和心里想的也不是一回事。但是我说的那些大学里的男孩其实没有犯癔症。后来，我揪住了一个和我很熟的孩，问了这件事的始末：原来，在大学生宿舍的盥洗室里，有两个学生在洗脸时相遇，为各自不同的观争辩起来。争着争着，就打了起来。其中一位受了伤，已被送到医院。另一位没受伤，理所当然地成了打人凶手，就是走在队伍前列的那一位。这一大夥人在理论上是前往某个机构（叫作校革委还是筹委会，我已经

话语有一个神圣的使命，就是想要证明说话者本与众不同，是芸芸众生中的者。现在常听说的一说法是：中国人拥有世界上最杰的文化，在全世界一切人中最聪明。对此我不想唱任何一反调，我也不想当人民公敌。我还持十几岁时的态度：假设这些都是实情，我们不妨把这些保藏在内心不说“闷兹”这些话讲来是不好的，正如在文革时，你可以因自己是红五类而沾沾自喜，但不要到人前去显贵，更不要说别人是狗崽。除了此类话语，我们这里的话就会少很多，但也未尝不是好事。

文化革命里到都有两派之争，这是个的例。至于队伍的后半分，是一帮像我这么大的男孩，一个个也是双闭，一声不吭，但边没有血迹，魂不散地跟在后面。有几个大学生想把他们拦住，但是不成功，你把正面拦住，他们就从侧面绕过去，但保持着一声不吭的态度。这件事相当古怪，因为我们院里的孩相当的厉害，不但敢吵敢骂，而且动起手来，大学生还未必是个儿，那天真是令人意外的老实。我立刻投其中，问他们了什么事，怪的是这些孩都不理我，继续双闭，两发直，显一忍的态度，继续向前行──这情形好像他们发了一集的癔症。

四岁，正上初中一年级。有一天，忽然发生了惊人的变化，班上的一份同学忽然变成了红五类，另一份则成了黑五类。我自己的情况特殊，还说不清是哪一类。当然，这红和黑的说法并不是我们发明来，这个变化也不是由我们发起的。照我看来，红的同学忽然得到了很大的好，这是值得祝贺的。黑的同学忽然遇上了很大的不幸，也值得同情。我不等对他们一一表示祝贺和同情，一些红的同学就把脑袋刮光，束上了大带，站在校门，问每一个想来的人：你什么？他们对同班同学问得格外仔细，一听到他们报不好的，就从牙里迸三个字：“狗崽！”当然，我能理解他们突然变成了红五类的狂喜，但为此非要使自己的同学在大广众下变成狗崽，未免也太过份。这使我以为，使用话语权是人前显贵，而且总都是为了好的目的。现在看来，我当年以为的未必对，但也未必全错。

现在我要说的是另一个题目：我上小学六年级时，暑期布置的读书作业是《南方来信》。那是一本记述越南人民抗救国斗争的读，其中充满了决、拷打和杀。看完以后，心里充满了怪怪的想法。那时正在青期的前沿，差一要变成个变态了。总而言之，假如对我的那教育完全成功，换言之，假如那些园丁、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对我的期望得以实现，我就想像不现在我怎能不嗜杀成、怎能不残忍，或者说，在我上，怎么还会保留了一些人。好在人不光是在书本上学习，还会在沉默中学习。这是我人尚存的主因。

现在我就在发掘沉默，但不是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来发掘。这篇东西大属于文学的范畴，所谓文学就是：先把文章写到好看，别的就他妈的。现在我来说明自己为什么人尚存。文化革命刚开始时，我住在一所大学里。有一天，我从校外回来，遇上一大夥人，正在向校门行。走在前面的是一夥大学生，彼此争论不休，而且嗓门很大；当然是在用时髦话语争吵，除了主席的教导，还经常提到“十六条”所谓十六条，是中央颁布的展开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规定，其中有一条叫作“要文斗、不要武斗”制定来就是供大家违反之用。在那些争论的人之中，有一个人居于中心地位。但他双闭，一声不吭，边似有血迹。在场的大学生有一半在追问他，要他开说话，另一半则在维护他，不让他说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