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西方人看来，人所受的苦和累可以减少，这是一切的基础。假设某人一份牺牲，可以给自己或他人带来很多幸福，这就是崇——洛克就是这么说的。孟不是这么说，他的崇另有基，远不像洛克的理论那么能服人。据我所知，孟远不是个笨。除了良知良能，他还另有说法。他说反对他意见的人（杨朱、墨）都是禽兽。由此得了崇的定义：有东西，我们说它是崇，是因为反对它的人都不崇。这个定义一直沿用到了如今。细想起来，我觉得这是一模糊不清的混逻辑，还不如直说凡不同意我意见者都是王八为好。总而言之，这古怪的论证方式时常可以碰到。

质：这些质有时是，有时是粪土，有时是建筑材料，等等。到七十年代中期为止，在中国南方，解决前述问题的基本答案是：一扁担。在中国的北方则是一辆小车。我本人以为，这两个方案都愚不可及。在前一个方案之下，自肩膀至脚跟，你的每一寸肌、每一寸骨骼都在百十公斤重的压迫之下，会给你带来腰疼病、疼病。后一方案比前方案不多，虽然车承担了重负，但车上的重也因此更多。假如是往山上推的话，比挑着还要命。西方早就有人在解决这类问题，先有阿基米德，后有顿。卡特，所以在一二百年前就把这问题解决了。而在我们中国，到现在也没解决。你或者会以为，西方文明有这么一小长，善于解决这问题，但我以为这是不对的。主要的因素是情问题。、西方人以为，人的主要情源于自，所以就重视解决的痛苦。中国人以为，人的主要情是亲亲敬长，就不重视这问题。这两想法哪更对？当然是前者。现在还有人说，西方人纲常败坏，过着痛苦的生活——这说法是昧良心的。西方生活我见过，东方的生活我也见过。西方人儿女可能会毒，婚姻可能会破裂，总不会早上吃两片白薯，中午吃两片白薯，晚上再吃两片白薯，就去挑一天担，推一天的重车！从孔孟到如今，中国的哲学家从来不挑担、不推车。所以他们的智慧从不考虑降低的痛苦，专门营造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理论。

从这个例来看，要逆转人，必须有两个因素：无价值的劳动和暴力的威胁，两个因素缺一不可。人被逆转之后，他也就糊涂了。

过去欧洲有个小岛，岛上是苦役犯服刑之。犯人每天的工作是从岛东面挑起满满的一挑，走过崎岖的山，到岛西面倒掉。这岛的东面是地中海，从地中海里汲来。西面也是地中海，这担还要倒回地中海去。既然都是地中海，所以是通着的。我想，倒在西面的最终还要回东面去。无价值的吃苦和无代价的牺牲大就是这样的事。有人会说，这劳动并非毫无意义，可以陶冶犯人的情、提升犯人的灵魂；而有些人会立刻表示赞成，这些人就是那些岛上的犯人——我听说这岛上的看守手里拿着鞭，很会打人。据我对人的理解，就是离开了那座岛屿，也有人会保持这观。假如不是这样，劳动改造就没有收到效果。在这情况下，人就被逆转了。

在七十年代，发生了这样一回事：河里发大，冲走了一国家的电线杆。有位知青下去追，电杆没捞上来，人也淹死了。这位知青受到表彰，成了革命烈士。这件事引起了一小小的困惑：我们知青的一条命，到底抵不抵得上一木？结果是困惑的人惨遭批判，结论是：国家的一稻草落下也要去追。至于说知青的命比不上一稻草，人家也没这么说。他们只说，算计自己的命值什么，这想法本就不崇。坦白地说，我就是困惑者之一。现在有说法，以为民族的和传统的就是崇的。我知它的论据：因为反民族和反传统的人很不崇。但这论吓不倒我。